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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学》这个题目是俄罗斯大作家高尔基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太有名了！我只是因为写过《我的小学》和《我的中学》，作为一个系列，也就不自量力地用了这个题目。

垦荒边疆

说实话，我和高尔基一样，也是在渴望获得知识、充满求知欲的十六七岁时离开故乡的。高尔基是为生存而奔波，卖苦力，同流浪汉接触，和形形色色的市民、知识分子交往，进了一所社会大学。但和他不一样的是，我志愿报名去了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

我和知青战友们到达北大荒的那一天，亲眼目睹了解放军的坦克群轰鸣着驶过密山县城的大街。那威武的阵势，为我们的屯垦戍边岁月拉开了极具冲击力的序幕。我们都知道，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的硝烟并未远去。

在沈阳军区和原农场的干部领导下，在老职工和先期到这里的老知青的帮助下，我和兵团四师四十一团其他战友们经受了天寒地冻、辛苦劳作、上山伐木、爆破采石、深山囤粮、站岗放哨、实弹射击，以及扑灭森林火灾等多方面的考验。同时，我还学习了马列毛鲁的著作，阅读了向战友借来的中外文学经典作品，汲取各种知识，被推举参加团里举办的通讯报道员写作学习班，学习期间向《兵团战士报》和《牡丹江日报》的投稿都予以刊登。

四十一团团部大礼堂前，作者许幼嵘（右）与战友胡建来（中学同班同学）合影。 图源：作者提供

作者许幼嵘留影于四十一团大礼堂前。图源：作者提供

我们连队的老职工和知青战友们关心国内外大事，团结互助，克服生活上的各种困难，为巩固边防以及工农业生产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每个月，我把部分工资寄给上海的父母，以帮助我的四个弟弟妹妹们。其实，我已经把这里当成劳动大学和社会大学了。而对于从未想到有一天还能重返课堂的我，招考工农兵学员的这一天来得太突然了！

突来招考

那是70年代初的某一天，我和兵团一位战友坐着解放牌敞篷大卡车去密山县城附近的白灰窑拉白灰。就在回到连队卸货场一锹一锹卸白灰之时，看见连长老田快步走来并向我扬手说：“小许，赶紧到连部，有人要见你呢！”当时的我，只有眼睛是黑的，浑身上下都是白的。老田使劲帮我掸掉了身上的白灰并让我在连部办公室外屋的洗脸盆里洗了一把脸。

走进连部办公室里间，看见一位解放军干部和一位中年男同志。他们站起来和我打招呼后让我坐下，并做了自我介绍：一位是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的军代表，另一位是国际广播电台某部门的负责人，是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招收工农兵学员的。

他们略微问了我一些问题，便让我朗读放在连部桌子上的中央文件，还让我唱了一段当年人人都会的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李玉和的唱段“浑身是胆雄赳赳”。事后想来，他们应该是测试我的嗓音、普通话水平和朗诵能力。

过了很久我才知道，当时团里推荐了几位知青，各方面条件很好，都比我强。但招生单位还是觉得不符合他们的要求，并非他们想招的理想人选，两位招生人员本来就要离开四十一团了，但他俩后来听到团部档案股一位干部（原工程连副指导员，曾经和我们一起劳动过几个月）推荐说，工程连有一位上海知青表现不错，群众基础也好，可能符合他们的要求和条件，建议两位前去面试、笔试一下。于是二人推迟了行程，来到我们连部，就有了以上这一幕。

招生溯源

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不知道“文革”期间全国大专院校招收过工农兵学员，这事还得从头说起。

1966年夏季“文革”开始后，全国大学暂停招收新生。两年后，即1968年7月21日，《人民日报》刊载《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运动之后）厂里技术人员队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反动技术“权威”被赶下了台。实践证明，从工人中提拔的技术人员比直接来自大专院校毕业生的技术人员要强。由此，调查报告提出了教育革命的方向问题，强调学校教育一定要与工农业生产劳动以及国防相结合。

毛主席为这篇报道的编者按亲笔加写了一段说：“大学还是要办的，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这段话就是著名的“七·二一指示”，这个指示体现了毛主席一贯的教育思想。无论是红军大学，还是延安时期的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和鲁迅艺术学院，都执行了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即强调教育要与生产实践结合，知识分子要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大学生首先要解决立场问题，不能死读书、读死书，要在“三大革命”（即生产斗争、科学实验和阶级斗争）实践的大风大浪中锻炼，做一名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

此后，全国各地相继仿效上海机床厂办了大学，学制有全日制、半工半读和夜校等等，统称“七·二一大学”。有一部名为《决裂》的老电影就描述了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现为江西农业大学）的历程。

时至1970年，全国部分高校和部队院校首先开始以“群众推荐、组织批准和招生学校或单位考核复审”的方式，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及“上山下乡”知青中招生。同时，也由于大批知识分子、知识青年下到工厂农村，大大提升了全国工厂和农村的教育资源、文化水平和科学技术基础。一时间，各大专院校里都是来自基层、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学员。到1972年，全国各大专院校开始全面招收工农兵学员了。

就拿我班来说，开始一共有19位知青同学，工农子弟占到三分之二，即大部分同学是国企工人和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子女。干部子弟有五六个，有位同学的父亲是老八路，但其父在县里只是一名科级干部。而且全部同学都有到工厂当工人、到农村插队落户或在部队当兵的经历。原本有一位“走后门”入学的知青，据说她父亲是某县粮食局长，到校后，学校复查发现她少了一道“群众推荐”的程序，开学一个星期后就被退回去了。她走时，哭得很伤心。

再回过头来说说入学考试。给我考试的这两位招生干部，态度非常认真。口试面试问题涉及面很广，包括时事政治、文化历史以及我之前的学习经历。除了上面提到的让我朗读文件、唱样板戏，还让我说了几句英语（幸好我在上海风雷中学上过3个月的英语课），而笔试是写一篇命题作文。

说到写作，我到兵团后，很快就担任了连里的通讯报道员，还兼任连队黑板报的编辑（小时候练的硬笔书法和粉笔字都派上了用场）。团部举办通讯报道员学习班时，每个营仅限派出一名战士参加。给我们上课的老师是团部宣传股的干事黄万华，是上海66届高中毕业知青（后来是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他给了我们这些基层通讯报道员很大的启发，让我们学会如何用文字真实、生动而深刻地反映知青生活。

我的笔试小作文写得还算顺手，两个小时后按时交卷了。

我对两位招生干部说：“我才刚刚入团。”

他们说：“以后再努力加入党组织。”

我又说：“我的视力下降了。”

他们说：“可以配一副眼镜嘛。”

在与两位招生干部握手致谢道别后，我就离开团部，返回连队继续干活去了。

80年代末，我出国工作后才知，国外一些名校录取新生，除高考成绩外，还要附上两份推荐信、参加社区志愿者工作200小时的证明以及文体才艺证书，这些都是录取与否的重要考量。而在70年代初期，国内各大专院校招收工农兵学员就很强调基层社会实践以及文体才艺对录取的重要性，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不谋而合的理念呢？

- 未完待续 -

作者 | 许幼嵘

图片 | 来源于网络及作者提供

编辑 | 察-看天下（外交官说事儿）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