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Manus被收购遭中国否决，到DeepSeek因数据跨境问题被欧盟勒令下架，再到美国商务部向三家新加坡AI企业发出传票、调查其是否通过“技术中转”规避对华芯片管制——中国AI企业的出海故事，正被一连串合规事件重新书写。

三个案例各属不同法域，但却共同指向一些核心问题：域外管辖究竟如何突破地理边界？“技术血统”能否通过股权架构或主体迁移而洗白？从训练数据采集、算法备案到终端部署的全链条合规如何落地？

当下，美国《出口管理条例》对含特定算力芯片的技术实施全球追踪，欧盟《人工智能法案》对高风险AI系统设以严苛准入，中国《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亦首次对AI并购亮出红牌——三股监管浪潮交汇，任何一环失守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近期，观察者网与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新宇展开对话，深入拆解AI出海的合规逻辑与突围路径。以及，在不确定性中，中国AI企业如何找到确定性的航向。

观察者网对话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新宇

关于“域外管辖”的四大误区

观察者网：中国AI企业出海，最先遇到的合规挑战往往来自目标市场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这些法律普遍具有“域外效力”——即便企业在当地没有实体，只要服务触达当地用户，就可能被监管机构管辖。从AI出海合规的角度来看，您认为中国企业目前普遍存在哪些关于“域外管辖”的认知误区？

刘新宇：关于AI出海的域外管辖问题，企业确实存在几个比较典型的认知误区。

第一个误区，就是认为“我在当地没有实体，你就管不到我”。这其实是对域外管辖的误解。因为现在欧盟、美国、巴西、韩国等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法律都明确规定了域外适用条款，并不以在当地设立子公司或分公司为前提。按照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逻辑，只要你触达了本地用户，或者向本地自然人提供了服务或产品，监管机构就有权管辖。

对于AI业务而言，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如果你使用的大模型向本地用户输出内容，也可能触发管辖。所以，不能简单认为没有实体就可以规避管辖——至于执法层面能否实际落实，那是另一回事，但从法律依据上看，管辖是成立的。

第二个误区，是认为远程访问不算数据跨境传输。有些企业觉得，我并没有把数据传到国内，只是总部或管理层通过远程方式查看一下，这应该不构成跨境传输。但从监管视角看，远程访问和数据传输本质上是一回事。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中国总部远程访问存储在欧盟境内的数据，在德国、法国等国家看来，这已经属于数据跨境行为，和你理解的传统意义上的数据出境没有区别。

与此相关的还有一个小误区：有人认为“我给老板开了权限，但他基本不用，所以没问题”。但实际上，只要开放了访问权限，就具备了接触数据的可能，监管机构关注的是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去触达，而不是你有没有实际行使。至于这个权限是一年用一次还是一个月用一次，并不是他们审查的重点。因此，远程访问本身，以及权限的开放，都已经构成跨境传输的法律事实。

再说第三个误区。有些企业对欧盟GDPR有一定了解，知道数据跨境传输有SCC（标准合同条款）机制，就觉得签了SCC，就算满足监管要求了。但实际上，签了SCC并不必然意味着合规。

观察者网：SCC的作用您可以大概说明一下吗？

刘新宇：SCC的作用主要是规范数据跨境传输。拿欧盟来说，他们的规则和我们的个保法有相似之处。欧盟把数据保护水平分成不同档次，如果你传输的目的国跟他们认可的水平相当，那数据可以相对自由地流转；但如果没达到这个档次，就需要签一个标准合同。

签了这个合同，双方在数据保护方面的义务要写清楚，同时你还得评估接收方那边的情况——比如当地法律法规怎么样，接收方本身的保护措施到不到位。所以SCC是以合同形式来保障数据传输合规的一种机制。

回过头来说，企业签SCC的意义在于，你向监管机构说明了数据从哪传到哪，传输国和目的国是清楚的。但监管关心的不仅仅是传输这个动作，还关注目的国的数据保护水平——你把数据传过去之后，那个地方的保护力度够不够？从数据保护的角度来看，传输本身只是需要关注的一个环节。如果你传到的目的地对数据保护几乎没什么要求，那监管显然不会轻易放行。

所以，形式上签了SCC这种标准合同，并不等于万事大吉。监管还会要求你评估目的国的数据保护水平，如果评估下来他们认为保护不充分，你还需要额外采取补充措施，直到达到让对方满意的程度，这样传输才能被认可。简单说，仅有SCC是不够的。这是第三个误区。

第四个误区也挺有意思，有些企业会说，我们是中小企业，出海才刚刚起步，规模也不大，是不是监管会网开一面？但实际上，执法本身并不区分企业大小，法律不会说我只管大企业、不管小企业，没有这个说法。立法的适用范围和执法标准是平等的。

那为什么中小企业会有这种想法呢？可能是因为我们经常看到的新闻里，欧盟或者爱尔兰数据保护机构又开出了巨额罚单，几亿欧元甚至更高，因此关注度也会很高。但实际上也有很多罚单是几万欧元的，只是因为数额较小，新闻不太报，自然就没进入大家的视野。

还有一点，回到中小企业这个事上——做合规不是为了合规而合规，而是为了业务能够稳健地发展。如果你因为规模小，觉得最多罚个几万欧元，就为了规避更大金额的罚款而主动收缩业务，那就本末倒置了。正确的逻辑是，业务该怎么发展就怎么发展，合规的能力要跟上业务的节奏，业务做到什么程度，合规就配套到什么程度，这才是正道。以上这几点，是企业在域外管辖方面经常出现的典型误区。

美国擅长的是“矛”，欧盟擅长的是“盾”

观察者网：这种域外管辖是否会因为目标市场不同而存在较大的差异？

刘新宇：现在中企出海，成熟市场排在前面的，无非就是欧盟和美国。

简单说，美国擅长的是“矛”，欧盟擅长的是“盾”。中国我们能说出一大堆AI的名字，美国我们也能说出好多，但欧洲能说出几个？说不出来。

欧盟《人工智能法案》（EU AI Act）是全球首部全面监管人工智能的法律，于2024年8月正式生效并分阶段实施。

那欧盟面临这个情况怎么办呢？没有矛，还不能有个盾吗？所以它是以保护见长的市场——当然这背后有复杂的历史、文化、技术各方面的原因。但另一方面，它又是个很大的市场，同时个人信息保护的力度又强、执法又活跃，种种原因叠加，我们出海企业很难绕开，必须重视。

再比如非洲，有的国家个保法也挺完善的，但执法不活跃，于是大家就先野蛮生长。日本也是，执法不活跃，所以我前面列举国家的时候没有提日本。当然日本今年说要修法了，但一两年后才落地，先且行且看。

至于美国，情况比较特殊。它不是联邦层面统一立法，是各州搞各州的，目前主要是加州的COPA等几部法律需要重视。但现在提到美国，不得不提的是14117号行政令。

其实14117号行政令不是新东西，但为什么现在大家格外重视呢？因为年初的联想案。这个案子很有指导意义和示范意义，大家都在盯着。不过一时半会还不会很快有判决出来。

为什么美国这块引起大家特别重视？因为很多中企出海的操作手法跟联想是一样的，只不过现在告的是联想。

另外一个原因是：欧盟很多是行政执法，而美国这次不一样，它搞集体诉讼。

集体诉讼的逻辑很简单。集体诉讼不是一个人，可能是几十上百个人。他们在联想官网上浏览，想看看笔记本电脑的型号、参数、配置什么的。浏览的过程当中，总得比较比较，这很正常。但联想的官网会对访问用户收集IP地址、Cookie、广告ID这些信息。

这其实也不难理解，国内也发生类似的事。它这么做不是为了侵犯你的个人信息，而是——你今天上我网站，一直在看某款电脑，那显然你对那款电脑有兴趣，只不过还没下单。这种客户比潜在客户还潜在，属于临门一脚的那种。那你再去TikTok、亚马逊或者其他平台，精准广告就推给你了。

但美国14117号行政令怎么规定的呢？它说的是，一个美国主体——比如你在美国有个公司——如果收集了这些信息，包括Cookie、浏览记录、IP地址等等，然后把这些信息传输给某些国家和地区，那就不行。而在他们的名单上，我们就属于这些被限制的国家和地区之一。

如果数据传输给这些国家和地区，并且达到了规定的阈值，比如10万，那14117号行政令可能就要对你开始重点关注了。重点关注不是说立刻处罚你，而是看你的保护措施、配备情况等等。

这次针对联想进行集体诉讼的人，就是抓住了这一点。为了形成完整的闭环，他们先在网上浏览联想官网很多次，然后下单买了一台电脑——这样就有了诉讼主体资格。接下来要确定的是：你是不是美国主体？怎么确定呢？联想官网上自己写了运营主体是谁，你不仔细看还真不一定知道，可能以为是联想新加坡或者联想北京的。但它上面写得很清楚：运营主体是联想集团，包括一系列关联主体。

它这么写的初衷，本意是为了合规——万一将来哪个主体涉及数据处理，隐私政策里有依据，是这个出发点，但无形当中等于给对方递了把刀。那好了，集团关联公司都算上了，美国联想也在内，主体条件满足了。

再说信息收集。消费者自己也能完成取证，但他们通常会找第三方监测机构，这些机构多的是，马上就能抓取到网站收集了哪些信息，给你出个报告。前面不是提到10万阈值吗？为什么要搞集体诉讼？因为一个人访问，就那几条信息，不够看。但联想官网去年的访问量，包括设备号、IP地址这些，超过1300万，远远超过10万，要素凑齐了。

当然，这几个环节也不是无懈可击。比如，网站运营主体写上了，但实际上没运营，那这种情况算不算？再比如，这些访问都发生了，但不一定都传输了吧？所以这个案子其实还有的争。

但联想案确实给我们敲了个警钟。很多企业一看，自己情况一模一样，所以大家都很警觉。

回到你刚才问的问题，欧盟是一套逻辑，美国又是一套逻辑。现在还有很多国家和地区，立法是参照欧盟的，比如东南亚很多国家。所以中企对不同目标市场的态度，确实也会有所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