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天涯补刀

　　近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丹丹教授的一番言论，将“灵活就业”这个本就牵动社会神经的词汇，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在一档财经访谈节目中，当被问及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时，张丹丹教授表示：“可能从劳动经济学角度看，他们灵活本身就是一种福利……工作社保待遇非常好，有五险一金，但需要牺牲自由、朝九晚五换来社保；灵活就业需要的是自由度，代价就是社会保障相对薄弱。”

　　这番言论一出，立刻在网络上引发了轩然大波。

　　在无数为生活奔波的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和零工劳动者听来，这无异于一种刺耳的讽刺。他们眼中的“灵活”，是被算法驱赶、在车流中穿梭的无奈；是收入不稳定、风雨无阻的辛劳；是生病不敢停、受伤无处诉的焦虑。

　　她的言论让我想起“何不食肉糜”这个典故。

　　故事讲的是西晋的第二位皇帝晋惠帝司马衷。有一年，天下发生大饥荒，饿殍遍野，百姓们没有粮食吃，只能挖草根、吃树皮，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消息传到皇宫，这位养尊处优的皇帝百思不得其解，问出了一个流传千古的“名句”：“百姓无粟米充饥，何不食肉糜？”

　　意思是说，老百姓没有米饭吃，为什么不去吃肉粥呢？

　　在晋惠帝看来，肉粥是再平常不过的食物，既然没饭吃，吃肉粥不就行了吗？他无法理解，对于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灾民而言，“肉糜”是何等遥不可及的奢侈品。

　　这个典故，从此便成了形容那些身居高位、脱离实际、对民间疾苦一无所知者的经典讽刺。

　　张丹丹教授的“灵活就业是福利”论，与晋惠帝的“何不食肉糜”在精神内核上何其相似？

　　两者都源于一种认知的错位：用自己所处环境的逻辑，去套用和评判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晋惠帝用皇宫的丰盛，去想象灾民的餐桌；而某些学者则用学术模型的“理性选择”，去美化现实中的生存挣扎。

　　其实，这早已不是第一个案例了。

　　在当下的舆论场中，我们时常能看到一些专家、学者发表令人瞠目结舌的“高论”。这些言论无不暴露出他们与真实世界的严重脱节，像极了现代版的“何不食肉糜”。

　　我曾亲耳听到一位农业专家在论坛上侃侃而谈，声称“农业是暴利行业”。

　　他是如何得出“农业是暴利”这个结论的？

　　他在视频中这样说道：一粒种子种下去，然后你就躺着，种子会自己发芽、生长，最后1粒种子能产出500粒粮食，500倍的利润，这难道不是暴利吗？

　　按照他的逻辑：既然农业是一个暴利行业，农民还那么穷，那么只能说明一点，农民太懒了。

　　这种人就是脱离群众太久了。

　　你说他没研究吧，人家还亲自去数每个玉米棒子上有多少粒玉米，还进行了统计。但他显然完全忽略了农业生产的全部成本：种子、化肥、农药、灌溉、人工、机械、土地流转费等。

　　根据国家发改委《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24》统计，全国玉米平均亩产1200斤，收购价1.10元 / 斤（近年市场主流区间），那就是1320元。但是种子、化肥等就需要花915元。折算下来，每亩地仅赚450元。

　　我知道，有人又要算账了。

　　一亩地赚450元，10亩就是4500元，100亩就是4.5万，我要是承包1000亩，那一年不就赚45万了？

　　你要知道，上面那个只是自家耕地的成本，如果你想承包土地，每亩还要增加400块的土地承包费用。那几乎就不赚什么钱了。

　　我父母种了一辈子地，我现在也在农村，我说说我们这边的情况。

　　我们这边农民平均每人仅有1.37亩耕地，一个五口之家，一共就6亩地左右，你种一年粮食（一季水稻、一季小麦），除去种子、化肥和农药等，纯收入仅有1000元/亩，年收入也就6000元。这还是没有算上人工的。如果算上人工，根本就不赚钱。

　　你不出去打工，辛苦一年也就赚6000元左右，根本就不够生活的。所以，很多老百姓都出去打工，不种地了，都把地承包给别人。

　　你以为把土地承包给别人，别人就赚钱吗？你承包了土地，那么还要除去800元的承包费用，如果用来种地，那也几乎是不挣钱了。

　　既然种地不挣钱，为什么还有人承包呢？

　　人家承包过来不是用来种地的，而是用来养殖的——养殖螃蟹或小龙虾等。

　　下面图就是我家周边的，有大概一半的农田被人承包去养殖螃蟹了——种地没有啥利润，只能承包去养殖，但养殖的投入是比较大的，而且风险也非常大，不是一般老百姓能承受的。

　　50亩的蟹塘，承包费用就需要4万，加上蟹苗、饲料、电费等，总投入就要四五十万，有几个农村人能拿出这么多钱？敢承担如此大的风险？

　　前些年，确实有人靠养螃蟹赚钱了。但这几年，好多人都亏得血本无归了。

　　我记得网上有一句经典：如果种地能挣大钱，农民将无地可种；如果拜佛有用，你连庙门都进不去；如果人生如意，那么一出生时我们也不会哭。

　　所以，说“种地是暴利”就是完全脱离人民群众了。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许宪春建议低收入群体，可以将闲置的房屋出租，或者开私家车去跑滴滴，以增加收入。

　　这番“何不租房”的言论，瞬间点燃了公众的怒火。

　　对于许多挣扎在温饱线上的低收入群体来说，拥有一套可以出租的房子或一辆可以用于营运的私家车，本身就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奢望。

　　经济学家孟晓苏在讨论消费不振时，建议民众“拿出三分之一的积蓄来消费、购房”，认为这样就能拉动经济。

　　他完全无视了普通家庭在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下的谨慎与焦虑，将老百姓用来保命的“积蓄”视为可以随意挥霍的闲钱。

　　更有甚者，北京大学教授王福重曾语出惊人，声称“农民出大力流大汗是一种懒惰和愚蠢”，甚至抛出“只有消灭农民，国家才能真正富强”的极端言论。

　　这番话不仅是对中国几亿农民的极大侮辱，更是对中国历史的无知与背叛。

　　新中国成立之初，正是千千万万被他们视为“愚昧”的农民，用独轮车推出了革命的胜利；正是他们交出的公粮，撑起了国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

　　农业税才取消了多少年？这些吃着农民种的粮食、往上数几代也是农民的专家，竟然连祖宗和来时的路都忘了。

　　还有农业专家魏后凯提出，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就是“减少农民”，让他们进城。

　　这种简单粗暴的逻辑，潜台词是：没有农民，还有什么三农问题？

　　这种把活生生的人当作“问题”去消灭、去转移的思维，暴露出某些学者眼中只有冰冷的宏观数据，却没有鲜活的个体生命。

　　这些言论的共同点在于，发言者都站在一个优越的、脱离现实的位置上，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和认知框架，去想象和评判普通人的生活。

　　他们活在由数据、模型和理论构建的“信息茧房”里，对真实世界的复杂性和残酷性缺乏最基本的感知。

　　他们不是坏，而是“盲”。

　　这种“盲”，比恶意更可怕，因为它披着“专业”和“理性”的外衣，更具迷惑性，也更容易伤害公众的感情。

　　说到这，我就想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进行过的一场规模空前、影响深远的伟大实践——上山下乡运动。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毛主席敏锐地察觉到，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大多出身于城市，从小在学校里读书，对工农群众的生活知之甚少。长此以往，他们很容易变成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精神贵族”，他们的知识和才华也无法真正服务于国家和人民。

　　为此，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一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就此展开。数以千万计的城市青年，背起行囊，告别父母，奔赴偏远的农村和边疆。

　　现在网络上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那么讨厌“专家”？

　　就是因为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已经脱离了群众，发表了很多“爆论”。

　　现在中国社会上又出现大量脱离人民群众的教授、专家、学者，甚至有些还是身居高位的政府官员，我们很难想象，如果让这些人掌握权力，会发生什么？

　　或许，我们需要再来一次“上山下乡”运动了！

来源 | 君莫愁